今天是大年初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年”里边，但我却感觉不到什么“年味”。这当然与我所在的地区的习俗有关，因为在这里，过年除了吃鸡鱼肉肘丸外加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五的饺子（俗称“破五”，意思是最重要的狂欢时期已经结束了）外，基本没有什么活动项目了。而更让人郁闷的是，不仅我这里的年是如此没滋没味，所有中国人所过的年都不再是过去的年，都不再是在腊八就能闻到“年味”的年了。所以，作为中国人，我非常在乎这个年；但是，作为当代人，我实在不愿接受这个年。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过去的年与现在的年的区别，那就是：过去的人们是在用心过年，现在的人们是在用不伦不类的方式过年。因为我的父辈是经历过真正的年的人，所以我多少还知道一点真正的年是何种情形，知道盼年的急切心情、待客的时间表、节日活动或习俗（主要包括年前的清扫和年前年后的吃喝穿戴）。而且，我也知道，在过去，无论南方北方，庆祝活动都是既多样又精彩的。但是，那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而遥远的。我知道年应该是什么模样和气氛，我也知道那才是纯正的年，但我就是无法复原到过去，无法过上原汁原味的中国年，因为大环境已经变了。
　　
　　 在过去，忙年是一件大事；在当代，忙年也是一件大事，只不过不再是一家人的大事，而是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剧组和民俗旅游线路开发者的大事。就春节特别节目而言，每年都会展示一些各地过年的习俗，包括小吃、艺术品、民间传说等。就民俗旅游而言，那些旅客之所以要参加这种活动，无非是要体验民俗民风，而之所以要体验民俗民风，就是因为那种民族性的东西已经不常见了。所以，《百家讲坛》推出的《中的春节》讲座才会那么具有吸引力，民俗馆才会人头攒动，人们也才会死乞白赖地往传统那边凑，死乞白赖地为了找感觉而忙年。
　　
　　 在过去，拜年是一件大事；在当代，拜年也是一件大事，只不过不再是拜年人的大事，而是移动运营商的大事。几亿条大抄特抄的拜年短信被迅速转发着，那些转发它的人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应付人情，让自己既不用费脑子编拜年话（更何况那拜年的话全部是虚情假意的），又可以打点不得不交往的人。所以，有的人索性将原本应该付诸行动的拜年下放给了大拇指，将回应问候的方式由作揖相谢改成了选短信回复直接删除。人们的关系网、交际圈越来越大了，真情实意的问候与祝福却越来越少了，变得不习惯也不愿意面对那样的问候与祝福了。只要短信发出去了，只要该拜的人都拜了，人们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而不管自己和收短信的人是什么关系。
　　
　　 在过去，过年是一件大事；在当代，过年也是一件大事，只不过不再是一家人的大事，而是一个革新的问题。由于人口少，独自过年既没意思又不值得折腾一次，很多独身子女的父母都选择带着孩子和兄弟姐妹一起过年；而很多处于恋爱阶段或已婚的独生子女，都让双方的家长聚到一起过年，为的是增加人气。这就是由家庭结构的变化产生的社会现象，是对传统的一种无奈颠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颠覆是进步，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行为，因为它证明传统并不是不容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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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过年还是中国人固守的传统底线，那么对传统的修改乃至窜改，就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