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佛教的故事》一书时，意外地发现一张“法显西行求法路线示意图”，图中详细标明了法显求法时所走的全部路程及路线，其中还包括西亚和南亚。我陶醉地凝视着那张图，仔细地看着每一个古地名，然后将它们还原成现在的地理坐标，借以获得现场感。由还原产生的“契合感”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和快乐，因为我已经被一种源自历史的辽阔包围了，而且让我无法再沉默。
　　
　　 著名学者、文化大师余秋雨在其考察日记《千年一叹》的“巴基斯坦”一节中曾这样写道：“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诗人，四是僧人。”
　　
　　 诚实地讲，我在读这段话时，只是觉得这是一段概括性的文字，除了会心一笑之外，并无其他感受。但当那天它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时，看着路线图的我忽然产生了一系列的感悟——
　　
　　 从佛教传播的角度而言，我无法想象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法显，以及后世的鉴真、玄奘等人翻山越岭、跨海过洋地完成世界性旅行的，除了信仰、除了那融进了他们的灵魂的佛法教义，我真的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就是足以震撼和改变世界的力量。
　　
　　 信仰，以及信仰的主体或对象也许很抽象，但信仰的力量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比如，在上个世纪，已经很多个世纪以前，居然有那么多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为了信仰、为了信仰中的真理远涉重洋，将各种宗教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拥有不同教种的民族进行了一次并不以否认乃至颠覆当地的固有教种为前提的文化输入，实现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文化交融。参与及实施此次交融的，有佛教徒、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的教义不同、方式不同，理念也不同，以至于存在彼此攻击、相互排挤的情况。但不管是佛教徒、拜火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都是民族沟通和文化沟通的牵线人、实践者。他们突破种种重围，以各种非常规方式（包括偷渡）走了出去，让区域性文化在“异域”落地生根。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次具有开创性的跨时代文化交融已经结束了，但它的意义却不仅凸显于一时，更凸显于后世。当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著作成为修补西亚、南亚等地的文化发展史的重要依据，当《圣经》、《古兰经》成为研究及再现欧洲、中亚、西亚等地的发展过程的指导性典籍时，它的意义才得以充分展现，世界各民族的人们也才想起为那个创造了宏大景象的时代而骄傲，为那个时代出现了一群文化奠基人而庆幸。
　　
　　 而最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奔走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用自己的脚步乃至生命，为后世的人们，为像我这样并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人划了一个大致的圆圈，让交融变成一种基本存在的现实，让每个古老的宗教圣地成为了远行者的起点或终点。
　　
　　 这，就是历史和文化凝聚而成的永远的震撼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