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你好！
　　 谢谢你的提问，欢迎经常交流。
　　 你提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1）对当代中国法哲学有什么评价？（2）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法学与哲学的联系程度；（3）法学与哲学的关系；（4）法学的基础或本质是什么以及（5）大学学习中的困惑。
　　 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你对法学学习思考的深度，对于大一的学生来说这是很难得的。我很高兴看到你的这种思考。这样的学生多了，中国的法学研究将会有更好一些的前景。
　　 这些问题大多是一种很宏大的主题，需要条分缕析，细致研究，这对于知识和涵养还很浅陋的我来说，回答起来绝非易事。但既然你提问了，我只能不揣鄙陋，战战兢兢的做一回答。
　　对当代中国法哲学的评价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稍加评论。在中国古代，如果说存在哲学的话，那么法学与哲学的联系还是紧密的，学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来探讨法学问题。西学东渐以来，国内学者无论是在国内学习还是出国留洋，依凭自己的经历选择了不同的哲学、法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法哲学在西方法哲学、苏联法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法哲学之间徘徊，后，苏联的法哲学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是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但这种法哲学日益沦为教条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文革”，其实从1957年开始，连这样的研究也很困难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法学也开始了新的发展，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解放”是慢慢进行的。很多常识性的东西在当时提出确实需要很大政治勇气的。30年来，中国法哲学逐渐形成了若干“山头”。比如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研究、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以朱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研究、以邓正来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研究、以陈金钊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法学）方法”研究、以谢晖教授为代表的“法阐释学”研究，等等。应当说，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的规范性与自觉性显著增强，学者们开始有意识的用不同的哲学或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并由此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展开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思考。这批学者多是1950年代生人，在中国法哲学研究的发展中处于重要的过渡和转折阶段，为以后的法学发展提供很好的范本。后来的学者的学术自主性、规范性和自觉性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学要和世界法哲学进行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还有一段距离，这需要我们在吸收人类法哲学文明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作出有特色的研究，以期为世界法学文明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关于中国法（哲）学的发展演变，有很多文献可以参考。比如王勇飞等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龙等：《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张文显等：《中国法理学二十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5期等。这方面的综述类文献很多。）
　　我把你第二三个问题放到一起来说。在我看来，法哲学乃是法学与哲学的有机结合，或者说，法哲学乃是以哲学的视角、基础与方法来观察和思考法学问题。哲学是对世界系统的终极性追问，是对常识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理论期待。学者哲学基础的确立，可能是信奉某一学派的哲学思想、可能是自己（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创立的，也可能会是别的情形。这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人生阅历和学习经历构成了学者哲学基础的构成性成分。人生经历中的冷静思考和理论学习中的逐渐积累，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进而展开自己的独立思考。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法学与哲学结合还需要学者的进一步自觉。
　　法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对于人的法的生活方式的理论思考。理论的生命和基础在根本上来自社会的现实情境。具体说来，法学的基础在于：（1）对社会情境的理论把握；（2）哲学基础；（3）法学基础；（4）法律实践技能及常识等。
　　大学学习和中学学习最主要的不同应该是自觉地站在学科的前沿，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力与水平。中学的学习是打基础，是把已有的知识消化吸收，凝结为自己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性成分。大学学习要反思、要创新。反思是以已有的思想为思考的对象来进行思考和批判。反思是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需要自己的平时积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观点是很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现实关注、核心概念、分析框架有什么不同，特别是要从理论内在的脉络的角度来展开。就是在学习中要冷静的分析和辨别理论中的脉络，就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传承与演变过程、内容与规律。我建议你读这样一些书籍：【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美】斯通普夫、菲泽：《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以上回答，至为简略；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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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