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与癌症有了直接联系，他（她）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财产的处置？业务的交接？抑或是其它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些假设中的答案都合情合理，但我想，最“合理”的答案还是：我还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本来就足够可怕，而当它与亲情、家庭等一系列生命坐标混杂在一起后，也就是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麻烦之一。这种麻烦不关我的事，所以，我只是对前不久看到的一则关于一位癌症患者已存活了三十年的报道做些许评论。
　　 每当人们看到或听到这类奇迹性事件后，都会千篇一律地附上一句“真是奇迹”，尔后便再无其它感受。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一个人带着癌细胞活了三十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嘛。可我觉得，这种让人类兴奋无比的奇迹，不应该被那样潦草地看待。它的意义既然是体现了生命的韧性，就应该被认认真真地解读。因为，解读它，就是解读我们的生命。
　　
　　 我所说的“解读生命”，当然不是生物医学层面的解读，而是心理层面的解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体内的员癌基因开始苏醒、癌细胞开始工作时，他（她）的心灵便开始一次以灰暗为代价的洗礼。这种洗礼只有两个结果，一是那个人经不住病痛或恐惧的折磨，病死或吓死了（有关统计显示，半成以上的），一是与病魔顽强抗争，最终战胜乃至消灭它。
　　
　　 一切有理智的人，当然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问题是：当癌细胞真正降临到某个人的头上时，他（她）往往就成了“叶公”。生命的韧性在那时完全是一个空洞的、不痛不痒的概念，那个曾经被一个“坚强”的癌症患者提出来的问题，又以另一副面孔冒了出来：我还能活多久。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表示绝望的语气词“啊”——生命，就是这么奇怪！
　　
　　 不过，癌症一类的绝症，对于患上它和没有患上它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件百分之百的坏事。它起码可以使很多人冷静下来，反观自己的行为与处境；或者干脆一点，想一想照目前的发展情况，自己“还能活多久”。这样想并不代表谁谁谁已经堕落为悲观主义者，也不代表谁谁谁已经有了“性命之虞”，因为想到了死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只要活着，一切的一切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包括癌细胞。
　　
　　 癌细胞的出现，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获知它突变后，很多人都如出一辙地感叹：早知如此，就不与他人搞那种无休止的争夺了；早知如此，就会多花时间陪一陪孤单的母亲了；早知如此，就会认真地看一看人来人往的城市了……但是，命运既然无法被掌控，那些人也只能选择把握当下。他（她）们也许或走出拥塞的写字楼，坐上路边那趟有些破旧的公交车，向着那个由于忙碌而略微生疏的方向驶去。在一声匀速的敲门声荡去后，门里面出现了那张菊花一样的脸。他（她）们相视而笑，然后他被那个名叫“妈妈”的人笑吟吟地拉进了屋内。
　　
　　 他（她）们亲亲热热地聊着一些平日被他以“唠叨”视之的话题，而现在，他在认真地品味着母亲的每一句话。他发现，母亲老了；他发现，老了的母亲其实很需要自己的陪伴；他发现，陪伴母亲的方式不过是听她念叨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母亲越说越高兴，而他的眼角，却不知不觉地湿了。他没有让母亲看到那两行泪迹，因为他流泪的理由不能被年迈的母亲所承受，而他的顿悟，也只是一种私密的拥有。母亲不会知道他的顿悟与拥有，但他知道，因为母亲的不知，他将获得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永远是柔弱的，但当这种柔弱遭遇另一种更彻底的柔弱时，柔弱的所在也就是韧性的所在。因为，生命的韧性，是一种无言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