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应不应该由我这个毛头来写，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写出的东西会存在多少谬误、多少纰漏，更不知道中华文化以及与中华文化有关的事有没有必要被自己“评头论足”。不过，“文化”的定义既然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这其中似乎也有我的事，我好像也可以就前不久刊登在《杂文选刊》上的关于杂文家陈四益的访谈录谈一谈“感想”。而对于我的言论，诸位可当真，亦可当作闲言碎语一笑了之。
　　 此篇访谈录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但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小孩子有没有必要读经典。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大家都清楚，因为自从以于丹为代表的“名牌教授”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读经典”活动后，经典与读经典就逐渐成了两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不能否认，是他（她）们用解读（解读得怎么样和其中有多少“毒”需要另解是另一回事）的方式把早已被束之高阁的中华经典重新搬到了男女老少的耳畔，让人们知道老祖宗还有这么一套好东西，并且开发出了一批抱着经典一遍遍读的小孩子。于是，又有明白人——比如上文提到的陈四益先生——说小孩子没必要读经典，以至于让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只能选择哪家的话也不再听，只凭着固有的文化接触欲去读、去感悟。
　　
　　 这固然有点无奈，但更大的无奈是：纯净的文化已经成为是非的载体，被它喂饱的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一步步实施着对它的破坏和亵渎。被亵渎后的文化的作用在某些时候已不再是塑造健全的人格，而是扭曲基本的文化底线，让很多原本不可以被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这条底线，将与其接触的人逐一打造成复杂的俘虏。
　　
　　 读着及写着这些没有必要存在的著作的人，都众口一词地称自己是在把复杂的文化简单化，而事实上，诸位都是在把简单的文化复杂化。读着《庄子》的人想的不是如何将“逍遥”的思想境界与自己融合，而是很有“主见”地想着“逍遥”这种观念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有无被推崇或存在的必要；读着《史记》的人想的不是如何在历史的海洋中找到一个可供心灵休憩与更新的小“岛”，而是故作聪明地寻找着司马迁的曲笔；读着《中庸》的人想的不是如何让中庸的精神成为自己生命的栖息地，而是“另辟蹊径”地想着中庸是不是怕事者的行为准则……一个个让他（她）们感到批判的快感与“思考”的乐趣的问号令其亢奋、癫狂、忘乎所以，直至思想的泡沫全部破灭后，某些人才可能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和自己是经不起这种折腾的。而到那时，一切还来得及吗？
　　
　　 ……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而被群体所依附的文化，为什么比它的主体更复杂？其实，它本身是简单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更像人、怎么做才更像有道德的人、怎么做才更像有道德并且洒脱的人、怎么做才更像既洒脱又能固守自我的人。难道，学这些东西也需要规定年龄、规定目标、规定剂量吗？难道，这些东西所具备的内涵仅仅如陈先生所说，是“历代统治者选中了儒家，是因为它最有利于治理百姓，让百姓乖乖听话，不要犯上作乱”吗？如果真实这样，中华文化的作用何在？中华文化的意义何在？
　　
　　 我们之所以珍视中国文化，是由于文化能够在太多复杂的东西间为你我开辟出一条较为宽畅的通道，让每个走在通道里的人不至于被自己踩踏。但，因为随着时间一起纵深向前的文化通道已经被个别“智者”堵塞得面目全非，所以途经这条通道的、由一个不简单的民族创造出的文化也便跟着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