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事的初夏。
　　老虎的事，翁安的事，上海的事，兰州也有事......
　　从老虎的事中联想这事件中的公务人员，想《公务员法》中的关于对公务员权利的救济。法有明文：公务员可拒绝执行不正确的指令。在事件中被处理的公务人员，似乎有话没说出来，可能另有隐忧。政府机构分析着原因，将这一事件归结于人的问题，作风问题，程序问题等等。人又说这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公务人员说也有说是当事公务员素质的问题，当事公务员说什么呢？
　　责难当事人后，将自己摆进去：如果是我会怎样做？就老虎的事论，我不会觉察不到指令的性质，依据自己的别人的社会的经验我虽然会小视了或无视负面结果，可我还是会判断出执行其带来的可能的恶。遗憾的是我执行了这个指令！因为我经过了权衡，称了善与恶的份量，细化了我的得与失。我这样完成了认知的合理过程：可能不会有事，有了事也不难对付，又不是我的注意我不执行别人也会执行，我要生活不想也不能出局，为下步发展进步打点基础......
　　翁安的事，上海的事，兰州的事，不能全说是社会的事，机构的事，社会也好机构也罢都是一个一个的人集合而成的，论事似乎也不能不论事中的人。常想，我们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呢？是只说别人吗？在群体行为、群体观念中自己的因素是不存在的吗？
　　
　　汶川还在，唤醒起过人心的事还没走多远，心还如临近那个日子时一样吗？
　　
　　翁安、上海、兰州的事被议论着，造成这类事的一些因素在震区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