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
　　
　　1、孝公三年（前359）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大臣甘龙、杜挚等保守派极力反对。他力排众议，使变法得到顺利进行。
　　
　　2、“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在商业竞争中，公司的企业文化引领着公司的发展方向，而企业文化的完善和发扬对公司领头羊来说，是件创新的事情。拜读史书，明鉴自我，在商业竞争中，做到企业的市场最优化，企业文化个性化，回报社会最大化。做到自我的中庸与个性，随波逐流与另辟蹊径。
　　
　　3、关于甘龙
　　
　　甘龙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
　　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
　　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
　　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
　　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
　　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甘龙的个性把握，关键在两方面。
　　 其一，是从甘龙与变法派以及世族集团的关系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世族无限度倒退复辟，又要将世族集团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从政治本质而言，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力图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甘龙是一片与耕地相连的复杂多变的泥沼。甘龙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袖。
　　
　　4、关于秦孝公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孝公忍耐力之表现，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色英雄。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