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史上最牛公章”——五瓣章，一经披露，各种评论接踵而至。中青报12月6日评论为《最牛公章”不是真正的村民自治》，也有媒体说这是中国民主的尴尬。长期关注村民自治的人士为这五瓣章叫好，认为这是村民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是民间智慧创造出的制约权力的一种机制,是整个社会民主的在基层的标本。
　　对着这“史上最牛公章”，我愿意这样认为：五瓣章与其说是村民对自己权利的一种保护措施，是对村民自治权的维护与伸张，不如说是对社会公权力不良行使这一现实的对抗。
　　五瓣章的出现，是想要限制村干部的权力，尤其是对村干部财权的制约。对村长一包烟的报销，四位村民代表和一位支部委员可以明确一致地做出应该报销与否的决定，因做这种判断不难。
　　做这样一个设想：要是村官是为了改善村里小学校的办学条件，或是为了给村里修路、装路灯等公共利益在争取资金去请客送礼，这五瓣章应不应该合在一起呢？四位村民代表和一位支部委员能对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达成共识吗？这种疑问是值得存在的。
　　社会学中功能学派认为，一个组织或制度的产生必定有其现实的依据，也必将会发挥相应的作用。社会心理学家也说：行为不会产生于文化真空中。
　　欧文.戈夫曼在1961年时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全控机构”，并给出了这一词语社会学意义下所体现的一些特点。其中一点就是，全控机构中权力是在不用和参与者讨论的规则中单向运作的。这点同现在的政府运行模式是相契合的。
　　这样看来，五瓣章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确实也体现了民间的智慧。
　　同样是这样地看，五瓣章不论是在对基层民主的推动上，还是在对权力的制约上，都还看不出实际的功用，它的出现更多地源自我们的管理文化。
　　五瓣章只是意志的表象，也只能是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