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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
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词作以豪放派著称的苏轼，也常有清新婉丽之作，这首《蝶恋花》就是这么一首杰作。
“花褪残红青杏小”，既写了衰亡，也写了新生，残红褪尽，青杏初生，这本是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但让人感到几分悲凉。睹暮春景色，而抒伤春之情，是古诗词中常有之意，但东坡却从中超脱了。“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作者把视线离开枝头，移向广阔的空间，心情也随之轩敝。燕子飞舞，绿水环抱着村上人家。春意盎然，一扫起句的悲凉。用别人常用的意象和流利的音律把伤春与旷达两种对立的心境化而为一，恐怕只有东坡可以从容为之。“燕子飞时”化用晏殊的“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点明时间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与前后所写景色相符合。
“枝上柳绵吹又少”，与起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本应同属一组，写枝上柳絮已被吹得越来越少。但作者没有接连描写，用“燕子”二句穿插，伤感的调子中注入疏朗的气氛。絮飞花落，最易撩人愁绪。这一“又”字，表明词人看絮飞花落，非止一次。伤春之感，惜春之情，见于言外。这是道地的婉约风格。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此词。朝云歌喉将啭，却已泪满衣襟。
“墙里秋千墙外道”，自然是指上面所说的那个“绿水人家”。由于绿水之内，环以高墙，所以墙外行人只能听到墙内荡秋千人的笑声，却见不到芳踪，所以说，“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不难想象，此刻发出笑声的佳人正欢快地荡着秋千。这里用的是隐显手法。作者只写佳人的笑声，而把佳人的容貌与动作，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读者随行人一起去想象，想象一个墙里少女荡秋千的欢乐场面。可以说，一堵围墙，挡住了视线，却挡不住青春的美，也挡不住人们对青春美的向往。这种写法，可谓绝顶高明，用“隐”来激发想象，从而拓展了“显”的意境。同样是写女性，苏东坡一洗“花间派”的“绮怨”之风，情景生动而不流于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难能可贵。
从“墙里秋千墙外道”直至结尾，词意流走，一气呵成。修辞上用的是“顶真格”，即过片第二句的句首“墙外”，紧接第一句句末的“墙外道”，第四句句首的“笑”，紧接前一句句末的“笑”，滚滚向前，不可遏止。按词律，《蝶恋花》本为双叠，上下阕各四仄韵，字数相同，节奏相等。东坡此词，前后感情色彩不同节奏有异，实是作者文思畅达，信笔直书，突破了词律。
这首词上下句之间、上下阕之间，往往体现出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上片结尾二句，“枝上柳绵吹又少”，感情低沉：“天涯何处无芳草”，强自振奋。这情与情的矛盾是因现实中，词人屡遭迁谪，这里反映出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上片侧重哀情，下片侧重欢乐，这也是情与情的矛盾。而“多情却被无情恼”，不仅写出了情与情的矛盾，也写出了情与理的矛盾。佳人洒下一片笑声，杳然而去；行人凝望秋千，空自多情。词人虽然写的是情，但其中也渗透着人生哲理。
江南暮春的景色中，作者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
2006年11月16日15:11 [补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
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噜囌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其他像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和张道的“苏亭诗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细论文”没有记录一样，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
--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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